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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18世纪的工业革命会在欧洲爆发,而没有发生在中国,从而导致了欧亚大陆两端的“大分流”?美国一位大学教授彭慕兰最近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是《大分流》,他重新提出的这个问题使学术界陷入激烈的争论中 。一些人,例如彭慕兰,认为原因在于欧洲的煤炭更容易开采;而另一些人,例如英国人戴维·兰德斯,则强调制度系统的优越性(与中国相比,英国的体制更有利于发挥个人的主动性);还有人强调政治环境的差异。今天,这些区别都不重要了,世界出现了“大趋同”的形势。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是想说明,如果说很多新加入经济强国俱乐部的国家还只不过是些“新手”,那么中国则是一个重返者。沿海各省以及港口地区的经济持续红火,众多的西方品牌在全国各地随处可见(从麦当劳到家乐福,从大众汽车到宝马汽车等),这些都证明,在邓小平提出开放政策后,对外贸易有了爆炸性的增长。从1978年开始,对外出口额的年增长率是17%!差不多是年GDP增长率的两倍,要知道,中国的GDP增长率本身已经是出奇的高了。过去25年中,出口成了增长的主要发动机——也使中国的进口以几乎同样的速度递增。1978年,中国还处在自给自足中:出口很少,进口也很少。25年之后,它完全成了开放的经济体:产品遍及世界各地,本国的商店里也充满了各种外国产品。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出口额只占其GDP的2.5%,现在则是22%!在地球的另一角澳大利亚,必和必拓集团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生产集团之一,它的领导人却急得直跺脚。40年来,他们一直开采着这种真正的金蛋——他们有世界上最大的铁矿储藏,自称为“鲸骨之山”。然而眼下,他们却满足不了中国的要求,他们没有巨型的矿石拖车将矿石从深井中运出来。尤其是他们需要更多合格的矿工,可是根本找不到!澳门赌搏平台但是,即便是中国目前的发展,也已令美国出现了不稳定。中国使美国的消费者成了国王,同时削弱了美国的生产商。中国使美国背上了无止境的、螺旋上升的债务,产生了新的不确定性,形成了新的依赖。尤其重要的是,中国抓住了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自然缺陷,吊起了它对外国产品和资本的胃口。通过把狼弄得消化不良,羔羊似乎找到了不必冒过大风险的与狼共舞之道。当然,它也不能把狼弄得太虚弱了,否则羔羊自己也不好受。两位要保持舞步的一致殊为不易。这是一门颇难掌握的技艺,随时可能错步,甚至跌倒,毁掉他们之间的融洽。

澳门赌搏平台“中国的海盗要盗走我们所有的工作岗位,这个世界不应该让他们为所欲为”。文森特·福克斯,这位身着牛仔式的皮衣皮靴、身材魁梧的墨西哥总统一向口无遮拦。以前,他曾经担任过可口可乐墨西哥公司的代表。在谈到中国的时候,他变得面红耳赤,并刻意放弃了与其身份相符的外交辞令。他的国家为阻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坚持到了最后一分钟。这只机敏的墨西哥“狐狸”担心的事终于来了 。十余年前,墨西哥与美国和加拿大签订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从而成为美利坚帝国的主要供货商之一。而到了2003年,中国的供货量已经是墨西哥的两倍。更有甚者,中国正在把墨西哥的物资掏光,一点点扼杀其还很年轻的工业。为美国工作的企业抵挡不住中国的竞争,一个接着一个地倒闭,因为中国的工资只相当于墨西哥的1/4到1/5。就连外国人在美墨边境线附近的马奇拉多拉斯地区开的工厂也倒闭了不少,关张和开张一样快!这真是一场大屠杀。美国波士顿坎布里奇镇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的专家们指出,在中国的压力下,2001~2003年间,马奇拉多拉斯地区的3,700家工厂中已经有500家倒闭,这意味着成千上万的工作岗位消失了。情况还在继续,福克斯至今也不知道如何说服华盛顿来制服这个“海盗”。通过这几个例证,人们可以看到,两国经济现在已经高度相互依赖,如果在政治游戏之外再加上贸易摩擦,如果将这种贸易游击战升级为真正的正规战争,那将是十分危险的。目前这些战斗暂时壮大了律师队伍,尚不需要动用将军。但导致局面失控的风险还是存在的。当然,美国白宫和国会的精英们始终都把自由贸易的主张奉为金科玉律,尽管保护主义者的声音有时比较高,但至少在50年以来,他们的行动还是与自由贸易论基本吻合。相反,在人民中间,对自由贸易则从来没有好感。社会上的压力对保护主义有利,这种压力甚至曾使世界加速坠入1929年爆发的危机。目前,压力的增加使自由主义精英们的抵抗显得益发脆弱。中国的冲击在美国深处引发了一系列新的、更大规模的失衡。某些投资人的利益得到了保护,消费者也获得了更多的利益,但部分成本则需要由生产者来承担。这给了那些在历次战斗中已经被严重削弱的企业主们重重一击。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的冲击可能导致形成一股新的反抗力量。在美国国内,所有这些因素也有可能促成一种同盟——工薪阶层、老板和部分国会议员等结成的敌对同盟。2004年4月,上海一家法院指控法国企业、拉科斯特制衣公司“非法抄袭”了其新加坡竞争对手——鳄鱼国际制衣公司——的产品。“这是彻头彻尾的捏造”,法国企业竭力抗辩,以图捍卫自己的权益。菲利普·拉科斯特辩称,自己的翻领运动衫上的鳄鱼商标是其祖父在1933年首次使用的,他当然要随时加以保护。这种翻领运动衫从1980年起在中国正式注册,法国人的制衣集团对当地市场的发展有很大的信心。人们怎么能相信,这家工厂会去剽窃一个1947年才成立的工厂的商标呢,又怎么可能侵犯到一个在1993年才注册的鳄鱼标志呢?

中国粮食生产的起伏没少让领导人揪心。从1998年创纪录的51,200万吨以后,全国的小麦、水稻和玉米产量就呈现出减少的趋势。一些农民为灌溉问题所困扰,另一些则更愿意生产水果和蔬菜,因为这些产品往往更赚钱。总的来说,北京正越来越倚重世界市场的供应。中国很快将会每年购进3,000~5,000万吨粮食:小麦、水稻、玉米和菜籽油。从长远来看,中国终究会成为农业净进口国,这一趋势会日益明显。对于那些发达国家的农民来说,很久以来,他们一直受到别人的抱怨,指责他们的劳动只会让粮仓过度膨胀,只知道申请政府的补贴。中国的需求将给他们带来机会。相反,派几个农民去开垦哈萨克斯坦的富余农田,则肯定于事无补,中国依然需要进口粮食。中国成了时髦,但它并不仅仅是时髦。这些现象实际上只是一些预兆,宣示着本世纪初、甚至可能是整个21世纪的一个重要经济事件的发生:中国的实力正在蒸蒸日上,并将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成为主要的一极。1973年,曾在戴高乐政府中担任部长的阿兰·佩雷菲特完成了自己的名著——《当中国觉醒的时候》。如今,巨龙已经觉醒,高高矗立在那里。还有一些人,像密特朗总统的前任顾问阿兰·布伯里,也曾于1997年发表了《中国人的世纪》一书。现在,这些预言都应验了,并且早已开始。事实上,对于所有伟大的经济事件和伟大的时代而言,新世纪从来都不是从真正的标准年历开始的。从这个角度来讲,21世纪的发端无疑是在1979年。第三个要素是时机的独特性:中国的起飞赶上了网络和喷气式飞机的时代,环球旅行变得方便而便宜。工业化的先驱者们在19和20世纪开始冒险之旅时,它们周围的世界是相互分隔的,距离是贸易的严重障碍。此外,世界贸易还受到技术、规则或政策的诸多限制。这种情况到目前已经完全改变了。当中国敲响工业化国家俱乐部大门的时候,物资、资本和人员的流动已得到了极大扩展。这样的流动性主要是由新型的交通工具、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以及世贸组织(WTO)的推动带来的,中国也于2001年正式加入了该组织。澳门赌搏平台《当中国改变世界》一书于今年2月在巴黎出版,适逢中法文化年活动高潮,又赶在法国就欧盟宪法举行全民公决前夕,该书讨论的话题均十分敏感,迅速热销。

同往年一样,圣诞树下的礼物堆积如山,全家团圆、欢庆节日的时刻到来了。每个人都忙不迭地打开自己的礼品包。最小的拉斐尔发现了一辆色彩鲜艳、造型漂亮的木制玩具火车。格雷古瓦——他的表兄——从包装盒里拿出一把流行杂志正在介绍的超轻型网球拍。阿涅斯姑妈在专心研究笔记本电脑的使用方法。爸爸正在尝试用新的DVD机播放节目。妈妈则高兴地裹着开司米披肩……这不是个与往年一样的圣诞节吗?并不完全一样。今年的圣诞节,如同其他许多法国家庭一样,是个非常“中国化”的圣诞节。从玩具、球拍,到个人电脑和披肩,无不标有“中国制造”的字样。在这天晚上,不仅树下的礼品堆是中国的,树上悬挂的彩球、闪光的装饰品、小圣诞老人、甚至整个圣诞树都来自中国!在贝里高地区寻找香菌的母猪们没有想到,它们的战利品,法国著名的香菌,正遭受一场无理性竞争的威胁。市场上出现了一种来自中国的块菌,看上去和珍贵的黑色宝石一模一样,现在正以法国香菌1/10的价格向顾客叫卖,它们是由数千公里之外的中国人饲养的猪找出来的。今后,人们恐怕不敢断言当地餐桌上的美味究竟来自哪里了。布列塔尼半岛的采石场也不敢相信,自数千年前竖起第一根石柱以来,它们的花岗岩从来不需要做广告,可现在也受到了打击。该省首府雷恩的市政当局准备翻新车站广场,负责人对石料的挑选并没有犹豫。他们选出的石料极像从本地的地下开采出来的,像到了真假难辨的地步,然而这些石头却来自中国。阿尔萨斯的农民一向对自己的产品——水果——深信不疑。几个世纪以来,它们果园里推出的特产闻名遐迩。不过今天,中国来的苹果汁却成了斯特拉斯堡人最爱喝的饮料。历史上,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曾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福特、罗斯福,或英雄的工会主义者。正是由于大众消费的扩大、福利国家和自由工会的出现,才使得最年轻的国家有可能赶上最老牌的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逐渐趋同。中国无疑也将走上这条道路,但它还差得太远。考虑到它那庞大的劳动后备军和其他社会条件的制约,与当年的日本、新加坡或韩国相比,它需要用更多的时间,才能使工资和成本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就在那一年,两个看似互不相干的人物共同震撼了世界:玛格丽特·撒切尔和邓小平。按理说,这两位20世纪末的伟大领导人之间毫无互通之处。一个出生在世界最古老的民主国家——联合王国;另一个来自全球最古老的极权帝国——中国。前者生活的国家在18世纪末就开始了工业革命,从那之后长期属于世界上最富有的地区之一;而后者所在的国度非但没有爆发真正的产业革命,还刚刚经历了悲剧性的“文化大革命”,是地球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铁娘子是根深蒂固的英国保守人士,小个子的邓小平则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然而在1978~1979年,他们各自掌握了所在国家的领导权,然后共同开启了一个世界经济的新时代。

然而,对于所有的中国人来说,这些还是不够。工业化使他们对石油日益感到饥渴,把他们带到世界原油市场上。假如说,每个中国人今天消费的石油和美国人一样多,那中国就会成为真正的吸血蝙蝠:它将每天需要8,500万桶石油,超过目前全世界的石油总产量。当然中国目前毕竟不是美国,它每天的实际消费量是700万桶。不过,它所消耗的黑金中已经有1/3来自进口。按照国际能源署的看法,至2030年,这个比例将达到85%。对能源市场如此严重的依赖使中国领导人深感不安,对世界市场也是如此。中国遇到的主要竞争对手同样是石油的大买主,其购买石油的历史远长于中国,同时又是一个超级强国,这就是美国。将来,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冲突将是激烈的——在未来几年中,两者的外交,以及它们的军事战略都将带有浓浓的石油味儿。第三个要素是时机的独特性:中国的起飞赶上了网络和喷气式飞机的时代,环球旅行变得方便而便宜。工业化的先驱者们在19和20世纪开始冒险之旅时,它们周围的世界是相互分隔的,距离是贸易的严重障碍。此外,世界贸易还受到技术、规则或政策的诸多限制。这种情况到目前已经完全改变了。当中国敲响工业化国家俱乐部大门的时候,物资、资本和人员的流动已得到了极大扩展。这样的流动性主要是由新型的交通工具、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以及世贸组织(WTO)的推动带来的,中国也于2001年正式加入了该组织。在世界的另一端,毛泽东去世两年之后,邓小平取得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这位小个子男人身上并没有任何极端自由主义的气味。如果说,撒切尔和里根的改革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影响,那么邓小平所信奉的则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在中国,用动物来打比喻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修辞方式,而邓公的名言则是“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他就是用这种说法来为自己那些有悖于共产主义教条、并触犯了部分同志的决策进行辩护。经济发展是他所坚持的“硬道理”,他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使自己的人民走出贫穷,走出几十年计划经济之后更加恶化的贫穷状况。在许多方面,他推行了与自己的前任——“伟大的舵手”——截然相反的做法。他首先解放了农民,然后让工业自由化,并到处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最为重要的是,邓小平对外国资本敞开了大门,希望积极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大好机会。与上述的灾难性场景相反,一些支持“幸福的全球化”的人士则认为,中国进入发达国家的俱乐部是件好事,对其他成员不会造成损害。他们还抛出了更令人放心的预测:以后的世界是《未来的天朝大国》。不要担心,德盖尔芒特夫人!这些乐观主义者制作的影片试图使公爵夫人放心,他们向她指出,中央帝国将使老牌的工业化国家摆脱过去的艰苦工作,摆脱那些肮脏的垃圾,它还会给老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界提供新的巨大市场,它将迫使发达国家不断创新,去发明和设计更健康、更和谐、更幸福的生活方式。

正如历史所多次昭示的那样,天然的租金对一个国家、一个家庭来说可以成为陷阱,也可以成为跳板,就看你怎么用它。石油就是一种报酬极丰厚的租金,它很能说明问题。在这种黑色金子的生产国中,有些国家拼命开采,直至油井干涸,根本不顾将来;而另一些则学会了充分利用这种资源,为后石油时代投资,并做好其他准备。油井干涸了,租金也就花光了,前一类国家会重新变回沙漠,而后一类国家则会在更高的水平上继续发展。至于中国,一切都表明,那里的人民有着一致的决心,要充分利用自己的租金(众多而低廉的劳动力)作为跳板,再谋求进一步的发展,而不会让它的钱白白流掉。就像蝉那样,中国人将其收入的一大部分储藏起来(保持着全世界最高的储蓄率)。也像蚂蚁那样,中国人辛勤劳作、倾力投资(投资率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0%)。中国人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优势积累了大量资源,并且细心地为将来做着准备。它努力将这些资源用于教育、研究和发展,竭力把自己的“全国冠军”推向世界市场。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先生的著作还包括:《等待我们的这一世界》(Ce monde qui nous attend, 1997),《疯疯癫癫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e zinzin, 1999),《不先生——若斯潘与法国经济》(Monsieur Ni Ni, Jospin et l'économie, 2001),等。澳门赌搏平台经济学家们认为,中国的到来影响了原材料价格,也因此改变了市场交易的方式。原材料的卖主大赚其钱,而买主则饱受痛苦,一些出口国喜出望外,而进口国则要勒紧裤腰带。某些行业将从中受益,巨额投资将注入基础产业;另一些产业则将缺少资金,特别是加工业。在发达国家,加工业不仅要受原材料价格上涨之苦,而且将面临来自中国的竞争,中国的劳动力众多,受过良好培训而且工资低廉,这将是富国面临的另外一种交易方式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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